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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農民自主性在鄉村振興中的重要性

 論文欄目:中國經濟    更新時間:2018-05-22 14:54   

 摘要:本文根據現今新農村建設為背景,結合梁漱溟著作《鄉村建設理論》中的觀點對當下農村社會中出現的一些社會問題進行剖析。在社會經濟高速發展的今天,民眾整體生活水平不斷提高,但農村的經濟發展卻沒有取得與此相匹配的成果,成為我國經濟發展中的一個“短板”。農村的經濟發展中問題不斷,究其原因,是由于農民在其中的主體地位和農民自主權利的缺失,而這種缺失源于部分學者和地方官員對農民階層的“暴民論”、“刁民論”的認識,因此有必要對農民階層進行重新解讀,要認清所謂“暴民”和“刁民”并非農民的主體。文章的最后進一步指出了農民可以有效進行自主決策的載體—農民組織在傳統與現在農村發展中的重要作用。 
  關鍵詞:農民自主性;農民組織;梁漱溟 
  農村發展一直是國家重點關注的問題,建國后“中央一號文件”更是一度成為體現中央重視農村問題的專有名詞。農村的發展不僅關乎幾億農民的切實利益,還是提升國民經濟發展水平的重要前提。2018年3月8日習近平到山東代表團參加審議,會中其指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是一篇大文章”,再次證明了國家對農村發展的重視。 
  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社會經濟得到有效發展,人們整體生活水平不斷提高,但農村的經濟發展卻沒有取得與此相匹配的成果,成為我國經濟發展中的一個“短板”。隨著我國新農村建設的不斷推進,政府逐步認識到解決現今“三農”問題已成為我國實現“共同富裕”目標的重中之重。在現今新農村建設政策的實施中,不僅提到要建立農民增收長效機制,而且進一步強調農民基層依法實行自治的民主權利。目前為止,新農村取得的成果值得肯定,農村社會經濟循序發展,但農村社會中仍有一些問題丞待解決,如因為農民工的城鄉遷徙造成的留守兒童現象、田地荒廢、農民部分權益得不到有效保障、城鄉差距持續加大、環境污染等問題。在筆者看來,造成上述這些問題的根本原因,是由于歷史原因而形成的對農民的“偏見”認識,加之地方政府在新農村建設進程中對農村事務的過多干預,從而導致農民在農村社會經濟發展中實踐主體和價值主體地位的雙向不足,以及農民自主決策權利的缺失。 
  梁漱溟于1937年著作的《鄉村建設理論》中, 對我國二十世紀初的農村社會進行了深度剖析,提出農村發展要靠農民自己,農村事務農民做主,讓農民能自己決定自己的未來,進而延伸到農民組織對社會發展的重要作用。雖然《鄉村建設理論》寫于80年前,其中的一些觀點也有失偏頗,但我國農村發展落后的事實沒變,那么梁漱溟的部分觀點對我們當今農村的發展問題依然可以給我們很多啟示。書中所說的農民要深刻認識到自己是農村的主人、農民組織是促進農村發展的一條合適道路,這兩點無疑為我國現今因為農民主體地位及農民自覺性的缺失造成的社會問題提供了一些借鑒。 
  一、解決農村問題的前提:擺脫對農民的“偏見” 
  因為歷史原因,現今有部分學者及政府人員對農民階層擁有很大的偏見,簡單地把農民認為是“暴民”、“刁民”和“落后階級”等。這種認識造成了部分基層政府對農民組織和農民自治的不信任,害怕放權于農民組織會引起社會的不穩定。另外,這種認識也導致他們對農民在發展過程中作出的決策抱有懷疑,認為農民的決策不具備科學性,會對現今農村社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道路起到破壞作用。這使得農民組織在同政府協商交流中處處受阻,一些有利于農村發展的項目遲遲得不到批準或直接夭折。其次,因為地方政府在基層民主自治中過多干預,出現農村自治表面化和形式化,導致農村的自治實際上并沒有得到有效運行。 
  這種對農民的偏向看法,都是由對歷史的錯誤解讀所造成的。持“暴民論”者認為中國傳統社會中國家的混亂,多是由農民起義引起,農民沒有穩定的心態,包括我國前期進行土地改革時的農民。他們認為農民本身有很強的攻擊性,是典型的“暴力”階層。一提起農民,部分官員就想起“鬧事”。持“刁民論”看法的人認為農民因為自身階級的狹隘性,會只顧自身利益而置社會整體利益于不顧,農民的“不配合”導致整個社會難以更好的發展。 
  針對上述觀點,筆者認為持“暴民論”、“刁民論”的人并沒有深刻了解史實,對歷史的認識處于表面化,沒有看透事情的本質。首先關于“暴民論”的認識上,我們要認清中國古代農民起義的領導者多是社會的中上階層,像最常被提起的農民起義領袖“劉邦”、“張角”、“黃巢”等,這些人沒有一個是純正的農民,雖然多有流民參加起義,但他們是被領導者。所以,嚴格意義上來說,“農民起義”根本算不上是農民的起義,而是起義領導者根據自己的特定目的而組織的一場戰爭。另外,參加這種戰爭多是流民和赤農,代表不了農民的主體,包括參加土地改革中的激進分子。其次,農民中“激進分子”的產生,源于當時官員腐敗所造成的農村貧困,如果農民長期處于貧苦挨餓狀態,對政府產生不滿,才會鋌而走險的去參加其他社會階層所組織的反抗活動。對于持“刁民論”者來說,他們并沒有認清人都有趨利避害和利己的本性,而不僅僅是農民階層如此,所以我們不能簡單的把人類的共性歸結為農民的天性。 
  那么農民到底是哪種類型的人?梁漱溟著作《鄉村建設理論》中提到農民因為受到環境的影響,會形成“寬松自然”的性情。鄉村人具有很強的鄉土觀念,從而導致其對周邊的人抱有“親切的感情”。[1]因而相比其他階層,農民更具有“理性”,這個“理性”并非西方社會所說的理智,而是中國傳統社會中“理”的思想,在此處是指平靜通達的心理,即和平的根性。梁漱溟認為中國傳統社會文化的長處是相比于他國更具有“理性”,而中國鄉村人理性更強,如傳統農村社會中的“講理之風”就體現了這一點。 
  解決現今農民問題的前提,首先應該擺脫錯誤的歷史認識,也要分清農民的階層特性與人性的關系,不能簡單的把人性惡的一面歸結為農民的特性,同樣不能把農民平和“理性”的一面故意去忽視。只有正確認清農民這個群體的本質,政府在農村社會經濟發展中才能起到更有利的作用,相關決策也更具有合理性。 
  二、農民主體地位的缺失和政府職能的轉換 因為人們對農民的偏向認識,加之現今城鎮化經濟的快速發展,導致農民在農村發展中主體地位的缺失,大量青壯年勞動力流向城市,農民脫鄉意愿強烈,農村治理主體出現“空心化”的特點。[2]農村出現留守兒童、空巢老人、田地拋荒和環境缺乏治理等現象。同樣農民在農村的發展中由于過于依賴政府,造成農民靠政府來解決自身問題的“路徑依賴”,農民的自覺性和積極性形成下降趨勢,這些無不體現當下農民主體作用的示微。 
  二十世紀初期,面對當時農村社會的發展困境,梁漱溟認為:“除了鄉村人自救之外,誰也救不了鄉村,單靠鄉村以外的人來救濟鄉村是不行的,事情單靠人家是靠不住的”。[3]非身心都在農村的農民,對農村的認識會遠遠達不到透徹的地步,沒有身在其中的歸屬感,自然也就做不出因地制宜的應對之法。加之外力的利益需求,也會對農村發展擁有很大的虛幻成分。這樣不僅不能促進農村社會經濟的發展,反而有可能會阻滯這個進程。 
  如何發揮農民在農村社會經濟發展中的主觀能動作用,已成為解決現今“三農”困局的重中之重。解決問題的關鍵,除農民本身應該認識到自己是農村的主人之外,政府在新農村建設中的職能也需要進一步優化界定,“為政之道,以順民心為本,以厚民生為本,以安而不擾民為本”。[4]中國古代社會上層歷來都有不擾民的傳統,這種認識無疑對中國古代社會經濟一直領先于世界平均水平有很大的影響。現今政府也應該做到對農村事務放松限制,讓農民用自己的智慧去解決問題,并不是政府要消減自身所有職能。相反,更應該加強有利于農村建設的職能,轉換限制農民自己決策的制度設計,政府在其中應該扮演一個“調節器”的角色,如村內村際出現不可調諧的矛盾、土地糾紛、環境受到破壞等靠農民自身難以解決的問題時,政府就應該發揮自身職能去幫助農民解決問題。 
  三、農民有效進行自主決策的載體—農民組織 
  作為中國古代社會的農民組織—宗族,是維系當時政府和農民的紐帶,對當時農村的穩定和發展起到很大作用,農民對宗族也有很強的歸屬性。另有一種現象是,宗族越大,農民的自主性越高,一種可能的解釋是傳統社會中農民依靠宗族來擴大自己家庭的影響。[5]因此,決不能忽視農民組織對農民在農村發展中主體作用的促進。而現今農民組織,不僅有利于基層民主的推進,也是我國農村經濟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農民組織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有效解決政府與農民之間的矛盾,起到重要的中介作用,避免因為政策信息的傳播力度不夠等問題,而引起不必要的誤會。其既能保證政府的宏觀決策在農村社會的有效實施,也能最大限度的保障農民的自主權利不受影響。 
  農民組織除了能保障農民的自主決定權利之外,也可以形成一個互助、救濟機制,有效解決現今社會存在的一些問題,如養老、醫療、教育等。毛澤東《尋烏調查》曾提到,傳統宗族組織具有辦學校、管理山林、鄰里救濟等功能。宗族的自主服務社會觀念是由中國數千年文化所決定,一個牢固的信念一旦形成,其就會在人們心中扎根發芽,非除根無以解決。傳統文化中的宗族信念同樣如此,因為歷史因素所導致的暫時性破碎,并不會使其簡單地消亡。當然,這一切的前提是,需要認清農民組織不僅不會危害社會的穩定,反而起到相反的作用。 
  不可忽視的一點是,農民組織要服從政府的領導,在重大政策上要接受政府的指揮,打造一個以政府為主導、以農民為主體、以發展經濟為目的的擁有社會主義特色的組織。地方政府在其中應起“調節器”的角色,在一般決策的問題上給予建議,不能過于追求以權力解決相關問題,要起引導和協調作用。在關乎重大決策的問題上,地方政府應重視自己的主導作用,把握農村發展的整體方向。 
  四、結語 
  農村的發展問題,正如習近平在參加山東代表團審議會上所說:“小康不小康,關鍵看老鄉”,要調動廣大農民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把廣大農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化為鄉村振興的動力。習近平的講話再次證明了農民在農村發展中占主體地位的重要性。因此,地方官員應該擯棄對農民的“偏見”,時刻抱著振興鄉村的想法,重視農民的自主性,肯定農民在農村發展中的決定性作用,協助農民相關組織進行相關工作,要扮演一個“調節器”的角色,在農民自主決策遇到困難時給予引導和幫助。 
  [參考文獻] 
  [1]梁漱溟.鄉村建設理論[M].上海:上海世紀出版集團, 2005:151-152. 
  [2]陳紅.梁漱溟農民主體性思想及其對新農村建設的啟示[J],黑龍江社會科學,2016(2). 
  [3]梁漱溟.鄉村建設理論[M].上海: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15:185. 
  [4](宋)程顥,(宋)程頤.二程文集:第5卷[M].清:正誼堂,1708. 
  [5]溫銳,陳勝祥,邱貴明.新農村建設中農民主體作用的實證研究[J].農業經濟問題,2007(5). 
  作者簡介:陳航(1991-),男,山東菏澤人,江西財經大學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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