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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論斯大林的人民群眾觀及其實踐

 論文欄目:政治哲學    更新時間:2013-11-01 10:49   

  [摘要]斯大林的人民群眾觀主要包括相信和依靠人民群眾,調動人民群眾的積極性,滿足人民群眾的物質和文化需要,接受人民群眾的監督和批評等方面。斯大林依靠人民群眾把蘇聯建成為重工業和軍事大國,領導蘇聯人民打敗了德國法西斯,維護和實現了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同時,斯大林的人民群眾觀與實踐有某些脫節,在他領導下發生的肅反、清洗損害了某些群眾的利益,出現的特權和官僚主義等挫傷了人民群眾的積極性。我們既要反對全盤否定斯大林的做法,又要從斯大林的人民群眾觀及其實踐中汲取經驗和教訓,解決好相信誰、依靠誰的問題。 
  [關鍵詞]斯大林;群眾觀;官僚主義;蘇聯;群眾路線 
  斯大林是蘇聯執政時間最長的最高領導人。在長期執政過程中,盡管斯大林科學、全面地闡釋了自己的人民群眾觀,但有些方面并未在實踐中得到有效的貫徹落實,甚至出現了某些理論與實踐的脫節,進而造成嚴重的不良影響。在斯大林逝世60周年之際,探討斯大林的人民群眾觀及其實踐問題,對于深入貫徹落實我們黨的群眾路線具有重要意義。 
  一、斯大林人民群眾觀的主要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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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信誰、依靠誰是革命和建設的根本問題。馬克思一改西方主流觀點對群眾的偏見,認為人民群眾是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創造者,是創造歷史的推動力量,這為無產階級政黨正確處理與人民群眾的關系奠定了基礎。斯大林用希臘神話安泰的故事比喻黨群關系:“布爾什維克也同安泰一樣,其所以強大,就是因為他們同自己的母親,即同那生育、撫養和教導他們成人的群眾保持聯系。只要他們同自己的母親、同人民保持聯系,他們就有一切把握,始終是不可戰勝的。這就是布爾什維克領導不可戰勝的關鍵。”[1](P171172)斯大林提出,在資本主義穩定和世界革命延緩情況下,蘇維埃建設面臨的主要問題之一就是部分黨組織和工會脫離廣大人民群眾,其危險特征是黨組織和工會組織對工人階級的廣大群眾的要求和需求失去敏感和不夠關心;不了解工人的主人翁意識已經提高了,對黨組織和工會組織的官僚主義和文牘主義的態度難以容忍;不懂得現在的重心是爭取整個工人階級對黨的信任上,而不是用考慮不周的命令去麻煩工人;不懂得只有深入群眾開展活動,才能實行涉及工人群眾的措施[2](P393)。由此,斯大林提出了社會主義建設新的管理業務的方法,即緊密地聯系群眾而不脫離群眾;走在群眾面前,引導群眾前進;和群眾打成一片而不遠離群眾,爭取群眾的信任和支持[3](P318)。 
  斯大林認為,黨的威信是由工人階級的信任來維持的,既不是建筑在對黨的恐懼上,也不是建筑在黨的“無限”權力上,無產階級革命勝利后建立的無產階級專政并不是黨的專政,“誰把‘黨專政’和無產階級專政等同起來,誰就是默認可以把黨的威信建筑在對工人階級使用暴力的基礎上”[2](P419)。斯大林嚴厲批評領袖對群眾的貴族態度,強調列寧活動的一個特點就是相信群眾的創造力,他總是不倦地教誨我們:要向群眾學習,要理解群眾的行動,要細心研究群眾斗爭的實際經驗。群眾雖然不熟悉革命歷史,但負有破壞舊制度和建立新制度的使命。斯大林指出:“有些政黨的理論家們和領袖們雖然知道各族人民的歷史,鉆研過革命歷史的始末,可是他們有時患著一種很不體面的病癥。這種病癥就叫做害怕群眾,不相信群眾的創造能力。在這個基礎上,有時就產生了領袖對群眾的某種貴族態度……怕自發勢力洶涌澎湃,怕群眾‘破壞得太多’,想充當保姆的角色,竭力照書本去教導群眾,而不愿意向群眾學習。”[2](P180) 
  對于黨怎樣獲得群眾的信任,斯大林提出,工人階級的信任要靠黨的正確理論、正確的政策、對工人階級的忠誠,靠黨和工人階級的聯系,黨有決心和本領說服群眾相信它的口號的正確[3](P420)。首先,黨要聯系群眾必須制定并執行正確的忠于工人階級的理論政策。黨不僅應當教導群眾,而且應該向群眾學習,傾聽群眾的意見,重視群眾的革命本能,研究群眾的斗爭實踐,并根據這些來檢查自己政策的正確性,經常檢查自己的決定和指令的執行情況,以避免這些決定和指令變成空洞的諾言的危險。“如果我們說的是一套,而做的是另一套,那么我們就會喪失我們在人民群眾中的威信。”[3](P307)其次,這種工作是要長期進行的。工人階級對黨的信任要靠黨在群眾中的長期工作,“黨應當每日每天去取得無產階級群眾的信任,應當以自己的政策和工作博得群眾的擁護”[2](P420)。最后,黨還要善于使群眾根據本身經驗來確信黨的政策的正確,善于保證自己得到工人階級的擁護并善于引導工人階級群眾。這就是說,黨不應當命令群眾,而應當說服群眾。在黨的政策還得不到信任擁護或由于事件還不成熟而不能使人民群眾確信其正確時,黨應當善于等待,善于說服群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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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調動人民群眾的積極性,社會主義事業才能健康發展和取得成功,并真正促進人民群眾的自我解放和自由全面發展。斯大林認為,調動人民群眾的積極性要充分發揮各種群眾組織的作用,開展好社會主義競賽。 
  斯大林強調,只有把群眾組織起來才能凝聚并發揮其潛在的強大力量。在人類歷史進程中,群眾組織的形成與發展是社會進步的重要維度。斯大林認為,蘇維埃是“群眾本身的直接的組織”[2](P222),它能盡量發揮群眾的破壞舊制度建設新制度的革命毅力、首創精神和創造能力,能盡量為群眾參加國家管理和建設提供便利。工會是無產階級的群眾組織,蘇維埃是勞動者的群眾組織,合作社是農民的群眾組織,青年團是工農青年的群眾組織,黨是通過這些機構與本階級和群眾取得密切聯系的。斯大林提出,在黨和階級之間有許多無產階級的非黨的群眾組織,在基層黨組織、蘇維?;?、文化機關、工會組織、教育機關、共青團組織、軍隊組織、婦女部門和其他一切組織的周圍,有著成千上萬組織起來的非黨群眾,他們組成的自發組織、各種委員會、各種會議和代表大會的背后站著的是無產者階級的全體群眾。斯大林認為,要通過群眾組織吸收人民群眾管理國家,非黨群眾的各種組織的日常工作創造著蘇維埃國家力量的源泉,建立著蘇維埃的基礎和生活。“蘇維埃國家機關,就這個詞的深刻意義來說,是由蘇維埃加上擁有千百萬群眾的各種各樣非黨的和黨的組織組成的,這些組織把蘇維埃同最‘下層’結合起來,使國家機關同千百萬群眾打成一片,并且逐步消除著國家機關同人民之間的任何類似壁壘的東西。”[2](P358)沒有這些群眾組織,忽視這些組織的作用,就會使黨脫離群眾,使黨官僚化,蘇維埃政權的存在、發展以及對國家的領導和管理都是不可能的。
  斯大林認為,“競賽是在千百萬勞動群眾最大積極性的基礎上建設社會主義的共產主義方法”[3](P194),只有群眾的勞動高潮和勞動熱情才能保證勞動生產率不斷增長,才能在社會主義基礎上改造國家全部經濟生活和文化生活。斯大林強調,這種競賽是群眾的革命的自我批評的表現,它依靠千百萬勞動者的創造主動性,因而競賽中最重要的是群眾的主動性。斯大林指出,三方面促成了群眾創造主動性的發揮和勞動高潮。第一,通過自我批評反對束縛著群眾勞動主動性和勞動積極性的官僚主義。他認為,官僚主義企圖限制競賽,縮小競賽規模,束縛群眾的干勁、主動性和自動精神,埋沒蘊藏在社會主義制度內部、工人階級和農民內部的巨大潛力。盡管自我批評會給敵人提供攻擊我們的材料,但自我批評可以為發揮勞動者建設力量,為競賽的展開提供推動力,沒有自我批評工人階級創造主動性就會不可避免被破壞。第二,通過社會主義競賽反對曠工和破壞無產階級勞動紀律的分子。第三,通過實行連續生產制反對生產中的守舊思想和因循習慣。連續生產制,指職工輪班休息,晝夜不停,充分利用現有設備的工時制度。斯大林還指出了社會主義競賽和競爭的區別:社會主義競賽的原則是先進者給予落后者同志般的幫助,以達到普遍的提高;競爭的原則是打敗落后者取得自己的勝利和確立自己的統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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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映和代表本階級的利益和要求是政黨的基本功能。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是無產階級政黨的宗旨。怎樣才能正確地代表和實現人民群眾的利益呢?斯大林重申了列寧在第十一次代表大會上的發言:“在人民群眾中,我們到底是滄海一粟,只有當我們正確地表現人民所意識到的東西時,我們才能管理。否則共產黨就不能引導無產階級,而無產階級就不能引導群眾,整個機器就要毀壞。”[4](P651)斯大林繼承和深化了這一觀點。他在分析“黨專政”問題時指出,把黨“專政”等同于無產階級專政會在實際工作中造成危險和政治缺點,如“(一)向非黨群眾示意:千萬別辯駁,千萬別議論,因為黨是無所不能的,因為我們這里是黨專政;(二)向黨員干部示意:干得大膽些吧,壓制得厲害些吧,不傾聽非黨群眾的呼聲也是可以的,因為我們這里是黨專政;(三)向黨的上層示意:大可以自滿自足了,甚至可以驕傲自大了,因為我們這里是黨專政,因而‘也就是’領袖專政”[2](P433)。在群眾政治積極性高漲的時期,這種驕傲自大的危險是黨正確領導群眾面臨的最嚴重危險。所以,正確地表現人民所意識到的東西是保證黨在無產階級專政體系中起基本領導力量的必要條件。而要正確地表現人民所意識的東西就既不能落在運動后面,也不能跑得太遠。落在后面就會脫離群眾,跑得太遠就會失掉群眾。在1930年《答集體農莊莊員同志們》中斯大林再次強調:“不要超過群眾的發展程度,不要命令群眾運動,不要脫離群眾,而要和群眾一起前進并推動他們前進,把他們引導到我們的口號下面,并幫助他們根據自己親身的經驗來相信我們口號的正確性。”[3](P251) 
  社會主義生產的目的是什么?這也是社會主義建設必須回答的問題。社會主義生產的目的是:用在高度技術基礎上使社會主義生存不斷增長和不斷完善的辦法,來保證最大限度地滿足整個社會經常增長的物質和文化的需要[3](P598)。在1930年6月召開的聯共(布)第十六次代表大會上,斯大林在政治報告中指出,蘇聯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是“工人階級和勞動農民的政權;生產工具和生產資料即土地和工廠歸工人階級和勞動農民所有;發展生產遵循計劃領導和不斷提高勞動者物質和文化生活水平的原則;國民收入的分配是為了不斷提高勞動者的物質生活和擴大城鄉社會主義生產;保證勞動者免遭生產過剩的?;?,免受失業和貧困之苦;為勞動人民工作”[5](P403404)。1934年斯大林在與英國作家威爾遜的談話中表明,社會主義是?;じ鋈死嫻奈ㄒ豢煽勘V?,只有社會主義才能充分滿足個人利益。集體主義和社會主義不否認個人利益,也不能撇開個人利益,而是把個人利益和集體利益結合起來。資本主義是哪里利潤高,資本就流向哪里,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力求消滅失業,并“加強產品為人民群眾所特別需要的那些工業部門的生產”[3](P352)。1952年他在《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一書中分析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規律時指出,促進社會主義生產不斷增長和完善,不是保證最大限度的利潤,而是保證最大限度地滿足社會的物質和文化的需要。他針對雅羅申科把生產看做目的的觀點進一步分析道:人們不是為生產而生產,而是為滿足自己的需要而生產,與社會需要脫節的生產是會衰退和滅亡的。資本主義生產的目的是利潤,消費只有保證取得利潤才是資本主義需要的,在利潤之外,人及其需要就從視野中消失了。我們也可以而且應當講社會主義生產的目的。這個目的“不是利潤,而是人及其需要,即滿足人的物質和文化的需要”[3](P5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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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來自群眾自下而上的監督是保證無產階級政黨正確的不可或缺的保障。斯大林指出:“布爾什維主義的力量正是在于它不怕承認自己的錯誤。……讓我國一切誠實的工人和勞動者來揭發我們工作中的缺點和我們建設中的缺點;讓他們指出消滅我們這些缺點的途徑,使我們的工作、我們的建設不會有保守、停滯和腐敗的現象,使我們的全部工作、我們的整個建設事業日益改進,從勝利走向勝利。”[3](P89)他形象地描述了一種現象:領導者的威信越來越高,同時幾乎成了群眾所無法接近的人物。一般勞動群眾開始瞇著眼睛從下面向上望領袖,并且往往怕批評自己的領袖。這使領袖驕傲自大,認為自己十全十美,開始從上面向下看群眾。斯大林認為,這除了使黨遭到毀滅以外,什么結果也不會有[3](P9)。他指出:“對人民掩蓋真相的政黨,害怕陽光和批評的政黨,并不是政黨,而是注定要滅亡的騙子集團。”[2](P345) 
  第二,為了反對官僚主義要組織來自下面的群眾性的批評。斯大林認為阻礙前進的最兇惡的敵人就是官僚主義。指出它在我們的一切組織里,不論是黨組織、共青團組織,還是工會組織、經濟組織里都存在。其中,共產黨員官僚主義分子是最危險的一種官僚主義分子。因為它以黨員的稱號來掩飾自己的官僚主義。這也是黨組織的某些環節中發生這種腐敗墮落的原因。之所以產生官僚主義是有些人把黨的壟斷弄到了荒謬的程度,壓制下層的呼聲,取消黨內民主。消滅官僚主義的唯一辦法是組織來自下面的監督,組織群眾批評他們的缺點和錯誤。所以,要讓工人階級群眾積極投入到這種監督中來,掀起自下而上的批評浪潮,而不要用來自上面的批評代替下面群眾性的批評。從上下兩方面施加壓力,并把重點移到來自下面的批評,才能根絕官僚主義。
  第三,自下而上的監督和批評可以更好地采用群眾的經驗。斯大林強調,并不是只有領導者才有建設社會主義的經驗,進行建設實踐的千百萬群眾每天都在積累豐富的建設經驗。這種經驗的價值絲毫不亞于領導者的經驗。鼓勵來自下面群眾性的批評和監督,“也就是為了不使千百萬群眾的這種經驗白白地喪失,為了考慮到這種經驗并加以采用”[3](P3839)。 
  第四,不能要求群眾的批評完全正確。群眾對黨的各項工作的缺點雖然有切身體會,但是不可能表達的完全正確。如果要求他們批評百分之百的正確,他們就會害怕說出缺點,從而取消任何來自下面的批評的可能性。所以必須細心聽取蘇維埃人的一切批評,即使批評有時不完全正確或者不是各方面都正確。斯大林說:只要為了改善和加強黨和蘇維埃的工作,而不是破壞蘇維埃的威信,“即使批評只有百分之五至十的真理,也應該表示歡迎,細心聽取,看到它有好的地方”[3](P11)。只有這樣,人民群眾才會確信自己不會因為批評的不全面或者有些錯誤而被整,被嘲笑。 
  二、斯大林人民群眾觀的實踐 
  斯大林關于人民群眾觀點的闡述主要集中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這也是蘇聯探索和形成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關鍵時期。他在回答如何建設社會主義和與反對派的爭論中形成了自己的人民群眾觀并從根本上得到了貫徹。與此同時,斯大林執政時期的一些實踐與其人民群眾觀不符,甚至有嚴重的背離。 
  第一,依靠人民群眾進行社會主義工業化和農業集體化,經濟建設取得突出成就、群眾生活得到改善。1922年斯大林就擔任黨的總書記。在資本主義包圍中,他提出了在沒有外援的情況下一國建成社會主義的觀點,此后相繼提出國家社會主義工業化和農業集體化的方針。他號召自力更生、艱苦奮斗,在這個目標的激勵下蘇聯人民的革命熱情轉變為建設社會主義事業的苦干和奮發精神,不僅造就了蘇聯雄厚的工業基礎,而且在文化教育、科學技術、社會福利等方面都實現了較大的飛躍,還在憲法中規定了人民普選、受教育、免費醫療和各種保險的權利。雖然在農業集體化的過程中犯了急躁和強制的錯誤,在一定程度上損害了農業的發展和農民的利益,但在1928年~1933年期間,“隨著數百萬人從農村遷移到城市,這些人的生活條件得到了改善,因為他們大多來自貧困家庭。數百萬城里人首先是失業者的物質生活狀況也改善了”[6](P273)。 
  第二,維護和實現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將蘇聯建成為重工業和軍事大國,領導人民打敗了德國法西斯。斯大林執政時期,蘇聯用兩個五年計劃使原來的國民經濟發展水平占歐洲第四位的落后農業國一躍成為僅次于美國的較先進的工業國,用十年時間完成了西方國家50年~100年才走完的路程。隨著歷史檔案的解密,蘇聯當時經濟增長的數字并沒有公布的那么多,但國家實力的增強是世界公認的,斯大林領導的蘇聯對世界的貢獻也是世界公認的。英國首相丘吉爾在1959年斯大林誕辰80周年時在英國下院發表演說指出,斯大林在接過俄國時,俄國只有木犁,而當他撒手人寰時,俄國已經擁有核武器。美國著名作家斯特朗說:“我們至少知道,他從1928年起,在一個國家,在一個為敵人的世界所包圍的落后的農民國家里,開始建設社會主義。當他開始的時候,俄國是一個農業和文盲的國家;當他結束的時候,俄國已經成為世界上第二個工業強國。他兩度這樣建設了俄國:一次是在希特勒入侵之前,再一次是在戰爭的廢墟上,這要永遠歸功于他。他是這項工程的工程師。”[7](P109) 
  斯大林的人民群眾觀與實踐的背離主要表現在三方面。一是僵化的經濟體制沒能充分調動群眾生產積極性,群眾日常生活資料匱乏。在國家經濟結構側重重工業的情況下,計劃經濟的效能非常巨大。盡管在制定第二個五年計劃時,蘇聯黨和政府曾重視發展輕工業,調整重工業與輕工業的比例關系,但由于1933年德國希特勒上臺造成的國際緊張局勢,使得蘇聯不得不修改指標加快重工業的發展速度。片面強調優先發展重工業和日益集中和僵化的經濟體制,越來越妨礙生產力的進一步發展。國民經濟的比例長期嚴重失調,輕工業、食品工業增長緩慢,造成群眾生活用品供應緊張、生活水平下降。高度集中的經濟管理體制在集體化過程中的過火行動,如由限制富農過渡到消滅富農并支持侵犯中農利益、強迫命令、急躁冒進和實行義務交售制等,傷害了農民的物質利益和生產積極性,妨礙了農業的進一步發展。二是搞鎮壓和清洗,把某些群眾對黨和政府的批評視為敵對行為,進行壓制、打擊甚至迫害,嚴重破壞了社會主義法制。斯大林認為,隨著社會主義越是鞏固和發展,階級斗爭就越尖銳。他執政期間先后進行過五次全國性的大清洗,并提出了反對“人民的敵人”的行動,不僅鎮壓和清洗了反對派集團,還錯殺了一大批黨政領導干部、知識分子和普通老百姓。特別是在鎮壓和清洗中,無視和破壞法律,大搞刑訊逼供,殃及親友,造成了人人自危的恐怖社會氣氛。三是官僚主義盛行,形成了特殊利益集團,與群眾的隔閡日益加深。上世紀初,蘇聯官僚主義嚴重,中央和國家機關越精簡越膨脹,黨內制度不健全,委派制代替了選舉制,黨內民主集中制和選舉制度逐漸名存實亡。三十年代起實行的領導干部高薪制,使領導干部和普通群眾之間的差距拉大,1934年高低工資的差別已達30倍,1953年達50倍,加之兼職取酬制、“大信封”(錢袋)制以及名目繁多的補助和種種特權,逐漸演變為領導職務終身制,形成特權階層。這樣“向上爬”的官本位意識不斷強化,黨和國家的管理機關把自己和人民群眾隔離開來,與群眾的隔閡也日益加深,促使個人崇拜的思想和做法逐漸滋生,“比較明顯的是從1929年慶祝斯大林50壽辰開始的”[8](P261)。這種崇拜不僅掩蓋了他的錯誤,還為新的錯誤提供了可能,也使他更加脫離人民。 
  正是由于這些背離人民群眾觀的執政實踐,成為以后蘇聯高度集中的發展模式和官僚特權盛行的基調,不僅損害了人民群眾的現實利益和黨的威信,而且傷害了人民群眾對黨和社會主義的感情,為以后蘇聯某些群眾對社會主義制度和共產黨的冷漠與叛逆埋下了種子。造成這種脫離有斯大林個人特性和素質方面的原因,如生性多疑、權力欲強等,也有國際國內環境的因素,如面臨衛國戰爭和反法西斯戰爭,即使一部分共產黨員認識到斯大林的錯誤,他們也認為當時最重要的是戰爭,反對斯大林就是給予敵方置自身于死地的武器。但是,斯大林人民群眾觀與實踐脫節的根本原因是體制問題。比如,社會主義革命勝利后,列寧在黨內沒有任何職務,而是以其威望領導黨和國家,這就使得黨和國家的領導體制存在缺陷。五十多年前,我們黨在《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中分析指出:從整個說來,斯大林始終是站在歷史潮流前面指導斗爭的,他是帝國主義的不可調和的敵人;甚至在他犯錯誤的時候,他的悲劇也在于,他相信那是捍衛勞動者的利益免受敵人侵害所必需的;我們需要用對待同志的態度而不應該用對待敵人的態度來對待他們,就需要在批評他們的錯誤方面的同時,?;に塹惱販矯?,而不應該否定他們的一切。
  三、斯大林人民群眾觀的現代借鑒 
  歷史是最好的教科書。斯大林的人民群眾觀內容豐富、深刻,我們既不能用文本的正確掩蓋實踐上的錯誤,也不能用實踐上的錯誤抹殺文本的正確。當然,實踐是觀點的最好證明,對于共產黨人來說,不僅要取得對世界的真理性認識,還要在實踐中貫徹這種認識。我們既要反對那種因否定或抵觸社會主義而完全否定斯大林的做法,也不應有意無意忽視漠視其觀點與實踐,而應該從其觀點與實踐中汲取教訓和借鑒,帶領和團結人民群眾更好地實現中國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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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信和依靠群眾,幫助群眾自己解放自己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相信和依靠群眾是斯大林人民群眾觀的重要內容,也是蘇聯在嚴酷的戰爭和資本主義包圍的情勢下生存和壯大的重要因素。我們黨革命和建設的歷史也證明了這一點。在新形勢下,我們要繼承和發揚這種觀點,正確處理黨群關系,保持黨和群眾密切的血肉聯系,取得群眾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廣泛支持。黨是領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核心力量,但這個力量來自于廣大人民群眾的認可、擁護和支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和制度自信也離不開對群眾力量和智慧的自信。當前,一些領導干部中存在的官僚主義問題的重要表現就是看不到群眾的力量和智慧,不愿深入群眾、了解群眾,輕視甚至欺騙群眾。因此,在進一步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征程中,我們要不斷重溫群眾是歷史發展的動力的馬克思主義觀點,牢固樹立相信和依靠群眾的觀念,自覺認定自己是人民群眾在特定歷史時期完成特定歷史任務的工具,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用長期和深入細致的群眾工作,有效代表和整合各個階層的利益,取得人民的信任。這也是當前以為民、務實、清廉為主要內容的群眾路線教育和實踐活動所要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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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主義是人民群眾自己的事業,離不開人民群眾的主人翁意識和積極參與。無產階級政黨的責任是組織帶領人民群眾自己解放自己。那么,如何充分發揮人民群眾的積極性就成為黨領導社會主義發展各個時期必須解決的問題。斯大林針對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群眾內部廣泛的勞動競賽,指出了一部分領導者和知識分子中存在的害怕群眾力量的錯誤態度,提出黨要相信群眾,向群眾學習,而不能按照書本教群眾,壓制約束群眾的革命性,提出了保障群眾積極性的條件。目前,我國社會主義建設和改革進入了攻堅期,面臨巨大的挑戰,更加需要人民群眾的理解支持和積極性主動性,更加需要發揮人力資源的優勢。所以,我們黨應借助歷史和世界的資源,找到通過物質和精神利益的調整和滿足進一步激發最廣泛群眾投身建設、增強改革動力的新思路,找到新形勢下整合國家、集體和個人利益的新方法,解決人民群眾最關心、最直接的利益問題,不斷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斯大林的觀點和主張不失為有益的借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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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維護和實現人民群眾的權益是無產階級政黨的歷史使命,也是執政黨長期執政的必要條件。在斯大林的人民群眾觀中,反對官僚主義是突出特點,進行自我批評是重要內容。斯大林深刻分析了官僚主義的危害,特別是黨員官僚主義的危險性和迷惑性,指出了消除官僚主義的途徑,如自我批評和自下而上的監督和批評,實行真正的民主。我們應該從斯大林群眾觀的實踐中汲取教訓,在全面實現小康的奮斗中,大力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貫徹落實依法治國方略,依法執政,依法辦事,不斷擴大人民群眾的民主權利。當前尤其要從嚴治黨,靠制度防止和懲治腐敗,解決領導機關和領導干部的官僚主義、享樂主義、奢靡之風和與民爭利問題,積極預防和妥善處置群體性事件,讓群眾更多地享有改革開放的成果,通過現實利益的不斷滿足來體現長遠利益,而不是為了所謂的政績搞政績工程。 
 ?。ㄋ模┗⒒由緇嶙櫓淖饔?,疏通黨與群眾溝通的渠道 
  黨與群眾溝通的渠道,是下情上達和上情下達不可或缺的環節,是推動黨群關系良性運行不可或缺的工具。暢通黨群溝通渠道,不僅能更好地把握群眾思想脈搏、了解群眾的需求和現實中存在的問題,做到決策科學化、民主化,而且能夠讓人民群眾更好地把握黨的路線方針和政策,理解和支持黨的決策。目前,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和各種群眾組織的迅速發展,國內各種行業協會、個體勞動者協會、消費者協會、商會以及學會、研究會、聯合會、聯誼會等非政府組織都希望直接參與社會管理。老鄉會、戰友會、同學會等非規范性團體組織在部分群眾中已經具有相當大的影響力。怎樣界定這些組織?怎樣處理黨與這些組織的關系?斯大林關于群眾組織分為黨內群眾組織和非黨群眾組織的觀點,關于重視群眾組織的作用、通過群眾組織吸引群眾參加國家日常管理的觀點等,對于當下執政黨和政府充分發揮新興社會組織輔助黨政部門進行社會公共管理有一定啟發。為此,要重視并強化民間社團的溝通媒介功能,積極探索與民間組織協調、合作的途徑。通過社團有效積聚利益訴求并以組織的形式向上傳遞;黨政部門依據所提供的信息作出相關決策,以反饋的形式再交給民間社團來貫徹和執行,在橫向上促進不同利益主體間利益沖突的消弭,防止群體性事件的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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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覺接受人民群眾的監督是無產階級政黨的特點和義務,也是貫徹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工作方法,保證決策科學、政治民主、權力透明的前提。斯大林關于自下而上的監督和批評重要性的論述對于今天破除“官本位”思想,糾正官僚主義作風,進行正確的批評與自我批評,治理腐敗仍有重要借鑒意義。同時,斯大林時期因人民群眾監督的缺失和監察機關不能正常發揮作用而造成錯誤的決策和實踐無法及時改正,也從反面說明黨和政府自覺接受群眾監督的必要性。毛澤東在延安和黃炎培談歷史周期律的時候,就提出讓人民監督政府。現時代,隨著人民群眾民主意識、權利意識的提升,維護自身權利和進行監督的要求和能力不斷增強。信息時代也為群眾監督的實現提供了更加便利的工具。所以,自覺接受群眾監督,為群眾監督創造條件,提供制度等方面的保障是當前落實群眾路線教育的應有之義。黨員干部一方面要認識到公權力來自于人民,人民群眾監督公權力的運行是保證執政為民、密切黨群關系的主要因素,主動公開政務、黨務,讓權力運行更加透明,為群眾監督提供便利;另一方面要正確對待群眾監督中的批評和建議,特別是在新媒體時代,黨員干部應該自覺提高自身辨別和引導能力,以寬容、鼓勵、學習和勇于接受批評的心態,盡量挖掘其中有利于工作改進的內容,疏導群眾情緒,用更好的作風和服務回應群眾的批評和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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